斯科特·皮蓬

　　在NBA50年的历史里，出现过无数杰出球星。而堪称为“NBA 有史以来最全能的球员”。 相信就是众所公认的现役球员 ----- 斯科特·皮蓬。

　　有这样卓越的成就，皆因他一开始篮球职业时，便全情投入、一心一意发展他的篮球事业。出身坎坷的他由早年与细小的 NAIA 学校 Central Arkansas 协议以新人身份担当球队经理来换取财政上援助，到现今协助公牛队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所作出无与伦比的全面性贡献，都是悉力以赴，务求达到成功。

　　就以 1994-95 球季来说，即是我们意料不及乔丹宣布退休 (后期复出) 后的一季，他无论在得分、篮板、助攻、偷截和出埸时间方面，都在公牛队中独占鳌头，成为十七年以来第一个球员在自己队中领先各项主要统计纪录。其后在 1995-96 年度，乔丹东山复出，皮蓬重担他帮助公牛队连续三年赢取NBA荣誉的本来角色。随着公牛队以雷霆万钧之势勇创 NBA 有史以来最佳常规赛纪录和六年内四夺冠军，皮蓬个人也第六次打入NBA明星赛、五度当选最佳防守第一队 球员，以及在亚特兰大摘下第二个奥林匹克金牌。

　　六尺七寸的皮蓬是篮球界其中一位最多才多艺和富有智慧的球员。他不但可做出如控球后卫般的美妙传球、也可像大前锋般抓下篮板球、更有得分后卫频频取分的能力，而且拥有讯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惊人的弹跳力，他更被评选为其中一位NBA最出色的防守球员。

　　乔丹赞叹说：“这就是皮蓬的球赛 ---- 全面性。他肯定是我们球队中最标青的全能球员。他比我以往所认识的他更充满自信、成熟和稳定。在我心目中，他就算不是 NBA 中最出色的球员，也是当中的表表者。”不只乔丹这样说，有许多热爱和认识篮球的人士和球员都有相同的见解，所以皮蓬获选为NBA历史上50位最伟大的球员中的一位是实至名归的。

　　对于一个完成高中后连一间大学助学金也没有获得的籍籍无名小子来说，能取得以上的各项成就, 已是难能可贵了。当然，其时柏宾只得6尺1寸高，重145磅。生长于阿肯色州 （Arkansas）中一个只得 3,400 人口的郊外市镇 Hambury，在家中 12 个孩子中排行最小的一个，那里有徵兆知道他将会是一位明日的篮球巨星。事实上，柏宾曾在第十班时打算离开高中球队。当时正值他父亲 Preston 面对一个沉重的打击；某天，当 Preston从他工作的造纸厂回家后，突然中风倒地，之后更因此以后要被迫以轮椅渡日，从来没有机会亲眼观赏他的儿子打篮球，直至他们收到皮蓬第一次代表公牛队出赛的录影带。

       荣誉：6次NBA总冠军(1991, 1992, 1993, 1996, 1997 and 1998)；

　　在NBA历史上各项的排名：得分第40名(18,940)，抢断第4名(2,307)，平均每场比赛抢断成功率第16名(1.96)，助攻第23名(6,135)，出场　　时间第13名(41,069)，平均出场时间第16名(34.9)，三分球得分第32名(978)；

充实欢快得度过每一天。

    编者按 随着一个个大学问家的仙逝，学术界频频有人感叹“大师凋零”。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个孩子的成才，需要润物细无声的师恩哺育，一代大师的诞生，需要前辈言传身教的提携。教师节来临之际，本版特刊出季羡林、李政道、杨福家等几位学术大家追忆自己恩师的文章或报道，希冀与读者一起，去探寻深深感召和影响着后来者的老一代学问家的精神和风范。

    李政道：费米老师帮我亲制计算尺

    快过80岁生日的李政道，每次站在演讲台上，总要深情地谈到他的老师费米。在这次“2006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再次郑重地提及这个话题。多年来，李政道不厌其烦地宣讲他的教育理论——要培养基础科学最顶尖的人才，没有捷径，而是需要“一对一”的言传身教。

    这位1957年就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老人，在教书育人方面似乎格外“保守”——他坚持认为，培养人才不能只依靠课堂教育和高科技工具。他曾批评说：现在是信息时代，但不要以为联上因特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特网之类的高科技工具确实可以很快地传递“信息”，但“信息”不是简单的“理解”。“许多人都以为只要有了高科技工具，信息就都有了，一点鼠标就出来了，这实际上是误导。”

    李政道强调，要培养能创新的科学人才，必须要有良师的指导和一段密切的“师生共同研究过程”。因为，基础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研究方法，而这“必须是老师一对一地带着学生一块儿做研究”，才能潜移默化传授的。

    李政道的恩师费米，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大师。他在发明核反应堆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影响了20世纪科技史，他最先在基础理论上有所突破，随后又亲自指挥了第一座核反应堆的设计和建造。没有费米，可能就没有原子弹。费米193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政道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求学时代，很长一段时间，每周他都会和老师费米共度一个下午，面对面地“闲聊”物理问题。有一天，费米提了一个问题：太阳中间的温度是多少？李回答，大概是绝对温度1000万度。费米问，你怎么知道的？李政道说，文献上都是这个数字。费米摇摇头，意味深长地说：如果没有通过自己的思考和估算，你不能接受别人的东西。

    于是，物理学大师费米亲自动手，用两天时间帮李政道做了一把特制的计算尺。李政道后来回忆：这可能是世界上惟一一把专门用来估算太阳温度的大计算尺！这把尺子让他终生受益：“它让我知道不能盲目接受别人的结论，必须要亲自实践，而且必须想新的方法来做到这一点。”

    同样，作为一名教师，李政道沿袭着从自己老师那里继承的传统。多年来，只要是他带的学生，他每周必然花半天时间和他们“一对一”地讨论问题。

    事实上，李政道还在多个侧面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科技教育事业。

    他体会到科学人才必须从小培养，所以向毛泽东主席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开设“少年班”。他奔走联络美国的53所大学的物理系，设立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项目。他最早筹划建成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成为中国发展高能物理的关键性一步。他还倡导并成立了中国博士后流动站和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

    1985年7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时，对他说：“谢谢你，考虑了这么多重要的问题，提了这么多好的意见！”

    而事实上，李政道，这位科学奇才，可能仅仅是在他的恩师指明的路径上前行。

    恩利克·费米，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大师，也是一位杰出的老师。他于1954年去世，而他的学生中有6位先后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季羡林

    我现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他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从中来，心内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眼泪自然流出。杜甫有诗：“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我现在是“焉知五十载，躬亲扫陵墓”。此时，我的心情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积八十年之经验，我认为，一个人生在世间，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机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别的人先不说了，只谈我自己。关于才能一项，再自谦也不能说自己是白痴。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谈到勤奋，我自认还能差强人意，用不着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点放在第三项上：机遇。如果我一生还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话，主要是靠机遇。机遇的内涵是十分复杂的，我只谈其中恩师一项。韩愈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根据老师这三项任务，老师对学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语言中，只有汉文把“恩”与“师”紧密地嵌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名词。这只能解释为中国人最懂得报师恩，为其他民族所望尘莫及的。

    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机遇，就是我一生碰到了6位对我有教导之恩或者知遇之恩的恩师。我不一定都听过他们的课，但是，只读他们的书也是一种教导。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过陈寅恪先生所有的已经发表的著作，旁听过他的“佛经翻译文学”，从而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在当了或滥竽了一年国文教员之后，由于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机遇，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正在我入学后的第二个学期，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调到哥廷根大学任印度学的讲座教授。当我在教务处前看到他开基础梵文的通告时，我喜极欲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难道这不是天赐的机遇吗？最初两个学期，选修梵文的只有我一个外国学生。然而教授仍然照教不误，而且备课充分，讲解细致，威仪俨然，一丝不苟。几乎是我一个学生垄断课堂，受益之大，自可想见。二战爆发，瓦尔德施密特先生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原印度讲座教授西克，虽已年逾八旬，毅然又走上讲台，教的依然是我一个中国学生。西克先生不久就告诉我，他要把自己平生的绝招全传授给我，包括《梨俱吠陀》、《大疏》、《十王子传》，还有他费了二十年的时间才解读了的吐火罗文。在吐火罗文研究领域中，他是世界最高权威。我并非天才，六七种外语早已塞满了我那渺小的脑袋瓜，我并不想再塞进吐火罗文。然而像我的祖父一般的西克先生，告诉我的是他的决定，一点征求意见的意思都没有。我惟一能走的道路就是：敬谨遵命。现在回忆起来，冬天大雪之后，在研究所上过课，天已近黄昏，积雪白皑皑地拥满十里长街。雪厚路滑，天空阴暗，地闪雪光，路上阒静无人，我搀扶着老爷子，一步高，一步低，送他到家。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现在我真觉得，我身边的老人就是我的祖父。他为了学术，不惜衰朽残年，不顾自己的健康，想把衣钵传给我这个异国青年。此时我心中思绪翻腾，感激与温暖并在，担心与爱怜奔涌。我真不知道是置身何地了。

    二战期间，我被困德国，一呆就是十年。二战结束后，听说寅恪先生正在英国就医。我连忙给他写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集刊上用德文写成的论文，向他汇报我十年学习的成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问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名扬全球，但是，门槛一向极高，等闲难得进入。现在竟有一个天赐的机遇落到我头上来，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荐给了当时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有极高的声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领导立即接受。于是我这个三十多岁的毛头小伙子，在国内学术界尚无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北大的大门。

    在此后的三年内，我在适之先生和锡予（汤用彤）先生领导下学习和工作，度过了一段毕生难忘的岁月。我同适之先生，虽然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想来接触是不会太多的。但是，实际上却不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那一间在孑民堂前东屋里的狭窄简陋的校长办公室，我几乎是常客。我作为一个年轻的后辈，在他面前，决没有什么局促之感，经常如坐春风中。

    我现在站在适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联翩，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中国古代有俞伯牙在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许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这个旧理，我应当把我那新出齐了的《文集》搬到适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汇报我毕生科学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时虽思绪混乱，但神智还是清楚的，我没有这样做。我环顾陵园，只见石阶整洁，盘旋而上，陵墓极雄伟，上覆巨石，墓志铭为毛子水亲笔书写，墓后石墙上嵌有“德艺双隆”四个大字，连同墓志铭，都金光闪闪，炫人双目。我站在那里，蓦抬头，适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显现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但是，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可我一点也没有颓唐之感。我现在大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还会有机会，重来宝岛，再一次站在适之先生的墓前。

    摘自《季羡林散文全编》（有删节）

    我遇到的老师都是一流的

    杨福家

    50年，弹指一挥间。50年前进复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当时，我一走进校门，比我高一班的师兄包宗明立即迎上前来，帮我拿行李，陪我去注册，我当时心中顿时感到一股暖意。那时全校全部建筑面积一共6万平方米，只是复旦明年要完工的各新大楼面积的三分之一。不过，同学们并没因为见不到高楼大厦而扫兴：我们陆续遇到的老师都是一流的！

    系主任为我们介绍本系概况，后来又为我们上普通物理学，他就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国家）二级教授王福山。期终考试由王福山教授主持口试，我第一个进考场，面对这么多教师第一次体会口试的味道，心情十分紧张，结果拿了个4分，是我大学4年惟一的一个4分。没想到的是，考后，系主任、大教授王福山亲自找我谈话，鼓励我：“我知道，你学得很好，就是太紧张了点。别灰心，你会考好的！”这就是当时的师生关系！

    第二年讲普通物理学（原子物理学）的是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博士学位的一级教授周同庆，讲数学物理方法的是二级教授王恒守。他们都给学生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王恒守教授不仅上课，而且指导我们课外活动。例如，他曾指导我如何去测量粮仓的温度，以保证粮食的安全，使我们对物理学的兴趣大为增加。

    当时我们不仅可以听规定的课程，而且可以自由旁听其他课程。我去旁听过数学大师陈建功的课，也听过他的大弟子夏道行、另一位数学大师苏步青的大弟子谷超豪的一些课程。夏道行的讲课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每次进教室，手拿一支粉笔，没有任何讲稿，一堂课结束，他正好讲完一个命题，铃声就响了。

    在我学习的最后一年，年纪才43岁的卢鹤绂教授刚从北京大学回到复旦，就立即给我们上了富有色彩、七章七节的原子核理论。而且，我有幸在最后一学期成了他亲自指导毕业论文的学生，从而使我进入了原子核物理领域，并成为我一生的事业。在卢先生指导我论文前，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新理论才发表，卢先生希望我试试另外一条途径，看看是否可以得到同样结果。经过半年努力，我体会到这篇论文是做不出正面结果的，但是我收益非同一般，因为我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原子核的壳层模型新理论的奥妙。

    由于卢先生指导我的论文，我有机会常到他家去。他的公寓在二楼，他常要送我到楼下，我说不要，他却说，他要顺便到楼下散步。几年后，在北京去拜访钱三强教授，当我告别离去，准备去坐公交车时，三强大师也是一句同样的话：“我要顺便去散散步。”大学问家都是没有架子的！

    不仅上大课的教授是一流的，而且上小班辅导课的、带学生做实验的，也都是一批很优秀的教师。例如，上普通物理习题课的唐璞山，上数学习题课的郑绍濂、张开明不仅认真负责，而且知识渊博，后来他们都成了复旦名教授；带我们实验课的戴乐山，以严格对待学生而闻名全校，很多同学当时很怕他，但后来都很尊重他。

    殷瑞钰院士：终身受用的“四分”

    20世纪50年代北京钢铁学院。一个期末，“平炉热工”的考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考生的前面是一排排待抽的考题，旁边是主考的三位老师。当时，考试采取的是口试，每位考生随机抽取样题，准备20分钟后回答试卷和主考老师的问题。有一位学生因为过于紧张而当场晕倒。当轮到学生殷瑞钰时，他顺利地回答了前面所有的考题，条理清晰，准确无误。

    正当他暗暗高兴时，主任老师出其不意地问道：平炉修炉底用不用镁砖？

    ……

    突如其来的问题一下子难倒了他。他随便说了一个答案：“不用。”没想到唾手可得的五分就这样泡汤了。主任老师无情地填上了成绩：四分。

    这位主任老师就是魏寿昆教授。

    魏先生素有“北洋才子”的美誉。1923年，在当年北洋大学的入学考试中，他在千余名考生中名列第一。大学六年，成绩年年优秀。20世纪50年代，他当选为一级教授，学部委员，到了80年代又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的弟子们说：试问天下名冶师，几人不出先生门。

    先生一生所获头衔众多，可他最喜欢的一个头衔就是教师。无论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先生都没有离开自己钟爱的教学和学术事业。尽管担任过国家及学校不少行政职务，先生倾注心血最多、最钟爱的还是那方三尺讲台。他从事教育工作七十七载，讲授过28门基础课和专业课程。

    先生向学生提问很“刁钻”，回答学生的问题时很严谨：他从来不随便回答学生的提问，而是要回去翻阅相关的书籍和资料，然后反复推敲。一般在几天后，他会找学生谈话，询问学生对这个问题是否做了进一步的理解，是否自己找到答案。在进一步了解到学生的想法后，他才把自己查找到的资料，以及所写的解决问题的文章拿给学生，而一篇文章，往往有两三千字。

    由于受到魏先生的影响，殷瑞钰自此以后每一个细节都非常认真，仔细观察，处处留心，不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

    几十年过去了。曾任冶金部副部长、总工程师的殷瑞钰院士还经常提到：那个四分简直就是终身受用！也许正是“塞翁失马”吧？

     上一篇日志的预言落空了！在那四点理由下，我忽略了一点－－哀兵必胜。各大媒体都认为希腊十拿九稳了，正因为这样，希腊人也对胜利倾注了更多期待，太想拿下胜利。希腊开场打不好一直以来都这样，面对西班牙的防守，在开场落后的情况下，他们开始急躁了。而西班牙在加索尔不在的情况下，反而没了压力，死马当活马医了。

     最终斗牛士取得了胜利，祝贺他们。

      预言落空了，我还是要为希腊叫好，他们带给了我们快乐。篮球带给了我们快乐。

    当今篮坛只有四支真正的强队，美国,希腊，阿根廷和西班牙。通过前几天的几场比赛，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希腊将演绎神话夺冠，即使加索尔不扭伤脚。

    理由如下：

    1 防守。这方面是令所有对手望而生畏的，中，德，美，澳，无不如此。这样严密的防守，连NBA中一等一的突破好手都无力回天，而且造成对手失误连连。

    2 整体。与其说希腊的防守做的好，不如说是整体配合无可挑剔。世界赛事就是讲究团体合作，而不是个人的大出风头。这方面四支队伍中，希腊第一，阿根廷第二，西班牙第三，美国最差。西班牙有自己的核心球员加索尔，这种依靠太过明显，缺少核心就举步为艰，而希腊从来就是个整体，况且加索尔出战的希望微乎其微。

    3 心理。希腊开赛以来走的不是很平坦，即使到目前还是全胜，但经历坎坷，特别是开局的不顺。正因如此，他们更有经验去调节自己。一旦打开，他们不会给对方任何机会，在落后美国12分后，打出9比0，紧接一个8比0，反超5分，就是证明。而西班牙面对的对手是上届欧锦赛冠军，加之核心的受伤，他们已如惊弓之鸟。

    4 强强对比。西班牙全力以赴艰难取胜阿根廷，阿根廷拼尽最后一口气负美国，美国使出看家本领不敌希腊，一度输12分。从这些简单数据及逻辑，小孩都会说希腊会赢。当然我们可以说，一物降一物，但斗牛士岂能降住希腊诸神？

     到底鹿死谁手，我们拭目以待。

     以上文字与广大篮球迷分享。